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潘璐

董昕的两个孩子。她笑称，姐弟俩相亲相爱是片刻，鸡飞狗跳是日常。

“生个二娃怎么样？”

设想这个问题，背后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已经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有关数据显示，浙江人口发展已呈现户籍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率持续攀升趋势。

早上八点前到医院，最早傍晚六点前下班，医护人员董昕（化名）工作时间并不规律。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全神贯注地站在手术台边，这是她工作的日常。在单位的哺乳室小心地用吸奶器吸奶，下班后匆匆赶回家和两个宝宝吃饭，饭后帮宝宝洗澡，在他们看动画片的间隙迅速地洗漱并收拾掉产后大把脱落的头发，在睡前陪伴宝宝看绘本，这是她作为妈妈的日常。

成为二孩妈妈后，董昕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她一直在寻求弥合分裂的方式：有时候是一个家庭的自我消化，有时候是寻求社会力量，比如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帮助。

一个“善育”的社会，正是以更多个体感受美好为基石。一个再生育家庭具体的养育过程，面临哪些痛点？育龄人群想得到怎样的支撑？这一次，我们以董昕的家庭为样本。

一个家庭的承担：

婆媳磨合、楼下租房

消化是先从家庭内部开始的。

董昕和丈夫都不是杭州人，丈夫在民营医药器械企业上班，往往加班到很晚。对忙碌的上班族夫妻来说，平衡好育儿和事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董昕怀孕请假后，慈溪老家的公公婆婆成为“老漂”，赶来帮忙。

从两个人的生活到四个人的生活，对董昕和老人家来说，都是漫长的适应过程。“刚开始一点也不习惯”。三个人突然在一个屋檐下朝夕共处，第一年是在无数小摩擦里度过的。比如，老人家习惯早睡早起，清淡饮食，85后的董昕，只能改掉原本的“重口味”，晚上八点之后，在家里蹑手蹑脚地挪动。

宝宝出生后，分歧集中到两代人的教育观念上。大女儿芋圆一岁多时候，总喜欢边吃边玩玩具。董昕买了餐椅，希望能给孩子建立自己坐好用勺子吃饭的规范。但奶奶却把芋圆抱在腿上，一口一口地喂她吃，还坚持说，“我们那会带孩子就是这样的，你们不都好好长大了”。

爷爷奶奶对芋圆的疼爱几乎“没有底线”，芋圆喜欢吃薯条，奶奶就带着芋圆每天去肯德基吃一顿大包薯条，董昕既担忧女儿的健康，又心疼老人的操劳——去吃一顿垃圾食品，可能会让老人少做一餐饭。

“磨合”两个字，包含了很多没说出口的理解和让步，一面是疲于奔命的上班族，一面是老年离乡的祖辈。董昕知道，爱烫头爱逛街的婆婆来到杭州后，就被孙辈困在家里。

2020年初，小弟弟汤圆出生后，董昕再一次感受到手足无措。

当芋圆小跑着冲进月子中心，和久未见面的妈妈重逢，却看到妈妈怀里抱着一个陌生的宝宝。“当时芋圆的表情就崩溃了”，董昕记得，芋圆呆了很久，才带着哭腔向她张开手：“妈妈你转过来抱抱我”。

因为汤圆来得比较意外，董昕还没来得及给芋圆建设“小弟弟”的概念，对两岁多的芋圆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有时候芋圆看到董昕抱着汤圆，会突然地发出尖叫表示抗拒。

汤圆出生后，四个大人加两个孩子，让不大的家庭空间显得逼仄而拥挤。董昕和丈夫商量后，准备卖掉现在的房子，换一套面积更大的住宅，却没想迟迟没有摇到新房。现在，董昕、丈夫带着芋圆住在五十多平的老房子里，给爷爷、奶奶、汤圆，在楼下租了套房。

分隔在两层楼的一家人，在各自的付出和牺牲里，维持着平衡。

一所托育园的帮助：

减轻疲惫、引导教育

2020年6月，小区附近的社区普惠性托育园开园，董昕迫不及待，老人却回复，“没必要。”

董昕觉得，孩子在托育园里，可以先适应分离焦虑期。二孩产假期间，董昕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考察：武林广场的私立园绿城奇妙园离家较远、不便接送；而附近的新华实验幼儿园只提供半日托。最终，董昕选择了离家最近的社区普惠性托育园，“综合下来，接送最方便，价格适中，里面的老师都有资格证书，比较专业，对待宝宝也很热情”。

一开始，爷爷奶奶像小区里的很多老人一样，不了解普惠性托育园。老一辈人，也习惯了自己咬牙扛一扛，忍一忍。董昕说服他们，先报半日托试试。老人家“真香”得很快，“现在芋圆只需要一天接送一次，爷爷奶奶也稍微能有点自己的生活”。

来到集体环境的芋圆逐渐对姐姐的身份有了认知。她会在回家后兴奋地和董昕分享，“今天来的小石榴，好小好小，是小弟弟”；看到汤圆跟在自己身后歪歪扭扭地爬，她会喊董昕：“妈妈你去看看小弟弟”。芋圆学会了自己穿衣服、叠被子，甚至会拉着董昕的袖子教她自己新学的手势舞。

作为托育园里的“大姐姐”，芋圆总会在吃完午饭后，搬好板凳开始看绘本。

芋圆所在的托育园，也是杭州市首家社区普惠性托育园。从一开始偷偷躲在被子里哭，到每天开开心心去托育园，开开心心回家，董昕和老人，都能看到芋圆入托后一点一滴的变化，家庭内部矛盾也逐渐缓和。

和芋圆同在“浣熊班”的小年也发生着蜕变。“我和丈夫都四十多岁了”，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且远在哈尔滨，小年妈妈张婷在怀孕后就辞去了需要频繁出差和加班的服装销售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

张婷和丈夫都很疼爱小年，但对于小年不稳定的情绪，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引导。这让小年在和别的小朋友相处时“脾气很大”，甚至会在别的小朋友动她的玩具时打对方。

在托育园里，小年开始学着和父母之外的人相处，而张婷也重新穿上了高跟鞋，开始准备一轮轮的工作面试。

需要平衡的天平：

男女共担、单位分担

2021年底，浙江省宣布延长产假。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总计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总计188天。

但此时的董昕已经休完了四个月的产假，在弟弟的哺乳期回到工作岗位。科室人手不足，她需要对抗身体的疲劳，也不敢多花时间细致地在哺乳室里吸奶。

生育宝宝之前，董昕曾经和丈夫协商，丈夫所在的上市公司竞争非常激烈，未来发展机遇也更多，协商的结果，是身处医疗事业单位的董昕在育儿上多付出一些，丈夫在下班后和休息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然而看着丈夫的职级一级一级地往上跳，她高兴之余，失落感和遗憾也偶尔会涌上心头：“我已经35岁了，接二连三地休假，可能已经错过最黄金的打拼期和很多机会”。

在职妈妈的困境很难被亲密关系中的人理解。“只是带了一年宝宝，一直在家待着，能有什么大困难呢？”丈夫曾经疑惑地问董昕，两个宝宝有二老照顾，她为什么不去做瑜伽或是产后恢复放松放松，“当时我就感觉一团火从我胸腔里喷出来了”，董昕说。

董昕几乎没见过男性申请《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15天陪产假。“只要你能早点回家，对我来说都是放假了”，董昕对丈夫说。可往往丈夫结束工作回家，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宝宝和爸爸之间日显生疏，育儿的责任，更偏向了董昕和二老一边。

天平能否平衡？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华宣奎表示，在围绕“浙有善育”进行调研协商中，课题组提出了制定男女共担育儿责任制度、用人单位成本分担机制，并明确“家庭—单位—政府”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比例等建议，以期从源头上解决难题。

托育园里，芋圆和小朋友们一起随着音乐拍手律动。

更多的期待：

社会支撑、生育友好

养育孩子的过程，大多是相似的。现实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不太完美，甚至会把相当一部分生育意愿排除在外：

母亲全职在家带娃，牺牲掉职场发展和自我实现感；

祖辈来小家庭帮衬，需要背井离乡，还面临着诸如“婆媳关系”一类亘古不变的难题；

把宝宝放到老家，父母心中始终牵挂，还担心孩子习得不良的行为模式；

请住家阿姨看护，价格高昂，层出不穷的虐童新闻，更让人放心不下……

董昕知道，回乡的愿望一直在芋圆爷爷奶奶的心头盘旋。她也尝试找过育儿嫂，然而市面上的育儿嫂门槛较低、水平参差不齐且稳定性不高，她担心“外人”带不好孩子，从同事的经验来看，“能不能挑选到合适的育儿嫂全靠缘分”。

她最终没有选择其他路径。她自己就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父母忙着工作赚钱，在董昕幼年的记忆里面容模糊，她不希望孩子经历同样的缺失。

横亘在面前的还有很多具体难题，比如，幼儿园四点半下课，托育班则在晚上六点前结束，对董昕夫妇来说，必须要请假才能完成接送，“还是需要爷爷奶奶帮忙”。和老人共处，将是个长期课题。

董昕和很多家庭一样，期待着更加有效的社会支撑和更友好的生育环境。从激发“生”的意愿、到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提高“教”的质量，“浙有善育”的体系环环相扣，贯穿一个孩子的一生，也关乎一个小家庭的幸福。

今年九月份，芋圆就要上幼儿园了，董昕的睡前读物也变成了一沓沓的幼儿园宣传手册。她没有后悔过生育，成为二孩在职妈妈就像是升级打怪的过程，迈过一个关卡还有一个关卡。

“通关”的最终目标，是孩子安然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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